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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2章 段芝贵贿买高位


  
最令袁世凯心寒的是,自己在上奏中,辞去会办练兵处这个兼职他是自己提出的,准了就准了,谁让是自己主动申请呢?
可是,自己在上奏中明明说了,第二、四二镇兵马,防区就在自己的直隶境内,八国联军“尚未尽撤,大局尚未全定,直境幅员辽阔,控制、弹压须赖重兵”,因此请求仍归自己“统辖督练,以资策应”。
但是,这两镇的兵权也被削了。理由是“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”,并明确派第一镇统制、副都统凤山接管袁世凯交出的北洋军权。
这不是在剥夺自己的军权吗?
想到在那次南北新军的秋操阅兵时,铁良曾用那样一种眼神看自己,这应该是铁良等人在背后搞鬼。
对于铁良,袁世凯感觉到了素和自己不睦,他在背后搞点动作倒没什么可怕。袁世凯最担心的是让慈禧这个心胸狭窄的老女人猜疑,那样一来可大事不妙了。
晚清的宫廷内斗是很出名的,比如,对日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。洋务派和清流,维新派和顽固派,等等。
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慈禧,这好像是她乐见的。因为两派对立,这两伙人就互相监督,互相牵制。就争先恐后的顶礼膜拜最高权力,以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和认可。
这样一来,最高权力也就越发巩固。
如果群臣团结一致,都忠于最高权力倒好,要是合起来把最高权力架空,最高权力不就被边缘化了吗?
袁世凯其实没参加过两派斗争。对日之战,要论他个人的心意,他是应当属于主战派的。只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人,硬生生被归进主和派。
而在庚子国难中参加东南互保,他其实也不是想加入那一派,和另一派势不两立。只是因为身不由己,只是因为事情赶到哪儿了。
袁世凯知道,在清廷这样的政治环境里,身后没有靠山是不行的。
他开始的靠山是吴长庆,后来靠上了李鸿章。李鸿章死后,他靠向了荣禄和奕劻。现在,荣禄死了,靠山就剩下奕劻了。
他本以为通过这一段时间努力,他已经靠上了慈禧,这个最牢靠的靠山。
现在看来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缘,慈禧的这个靠山,是不容易靠上去的。
再说了,君心难测,伴君如伴虎,这一次袁世凯是亲身体验到了。
袁世凯给自己的忠告是,在自己直隶这一亩三分地,好好消停一段时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,他也真这样做了,可惜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现在,我们得深入地认识一下奕劻了。
奕劻,清高宗爱新觉罗.弘历的曾孙。爱新觉罗.永璘之孙,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.绵性的长子。
满族镶蓝旗人,一八三八年出生于北京,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,初封辅国将军,后晋爵贝子、贝勒,同治十一年(一八七二年)加郡王衔,任御前大臣。
光绪二十年(一八八四年),担任总.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,进爵亲王。
奕劻一辈子没什么建树,业绩平平,但因为他会看风向,识大体,是晚清政坛上的长青树,不倒翁。
这个人说他没水平吧!他真的水平有限。可是也很怪,几乎在每次重大时刻,他都能站对队,都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比如在维新运动中,他是坚决反对变法的,和李鸿章一起,成为反对派领袖。
在庚子事变中,他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。
而当载漪等极端派占了主导后,他见慈禧支持极端派,只能装病不出。
这使他既没有同那忠心耿耿的五大臣那样,遭杀身之祸,也没像载漪之流一样最后遭清算。
而在庚子国难中,他和李鸿章同为与八国联军的全权代表,做通了列强的工作。没追究庚子事变的首恶,保住慈禧的命,而又立了大功。
他一般不参与宫廷的内斗,用他自己的话说,谁对我听谁的;这或许是他能成为晚清政坛不倒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都说高处不胜寒,但身居高位的他好像从没引起谁的关注。不过,现在不一样了。因为,庚子国难中为保慈禧立了大功,越发得到慈禧地器重。
荣禄死后,他已经成了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。他的儿子载振为商部尚书,父子俱贵,势焰熏天。
奕劻和袁世凯其实没有什么共同志向,两个人关系好,主要是奕劻能贪,袁世凯能送。
比如荣禄病危时,袁世凯听说奕劻要领衔军机处,即派杨士琦给奕劻送十万两银票。杨士琦曾告诉奕劻:“这微数目,不过是作为王爷到任后零用而已,以后还得特别报效。”
奕劻进入军机处成为领衔大臣后,袁世凯越发殷勤,每个月,每逢年、节日都有礼奉送。
遇有奕劻和福晋的生日,甚至奕劻儿子的成婚,女儿的出嫁,孙子的满月和周岁,所需开资都有袁世凯预先布置,不费王府一钱。
吃人家的嘴短,拿人家的手短,袁世凯有什么事,奕劻自然是尽全力。
两个人之间的关系,在朝廷差不多是尽人皆知。很多人在背后议论,称奕劻为袁世凯的傀儡,是袁世凯在朝廷的代理人。
奕劻伴随着位高权重,更加贪得无厌,变本加厉。
特别是任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后,管理财政处、练兵处事务,集内外大权于一身。  与其子载振、大臣那桐卖官鬻爵,被当时的人们讥为“庆那公司”。  
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,庆亲王府门庭如市。奕劻挥霍异常,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,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。
光绪三十四年,奕劻七十诞辰,大开祝典。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,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。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,王府门前车水马龙,列起了长阵。这一次七十寿诞,奕劻所得现金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,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。
民国六年(一九一七年)一月二十九日,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,时年七十九岁。内务府大臣初拟谥“哲”,按谥号解,知人曰哲。
溥仪不同意,亲选四字,让内务府选择,为“谬、丑、幽、厉”。
溥仪之父载沣闻此,终觉同为宗室,有所不忍,劝溥仪网开一面。
溥仪仍不肯。后在亲贵力争之下,才赐谥“密”字,    密者,“追悔前过”之意。
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,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和硕庆亲王的爵衔。
可见,在末代皇帝溥仪眼中,奕劻实为祸国之辈。当然,这是后话。
甲午战败之后,东三省就陷入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威胁之中。进入一九零六年,形势越发紧急。盛京将军赵尔巽几次奏请朝廷派人前去实地查看,共商应对之策。
这一年的十一月,朝廷派奕劻之子、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去东三省查办此事。
载振和徐世昌途经天津,停了几天,袁世凯招待的极为热情周到。并派亲信,已经做了道员的段芝贵带人随行,主要是保护,也协助调查。
载振生长在骄奢淫逸的皇家贵族的豪门世家,是标准的公子哥,纨绔子弟,平日里既好渔色猎艳,又特喜欢观剧。
在中州会馆看戏时,见到一个色艺双艳、温柔妩媚、风情万种的歌妓杨翠喜,载振这位公子哥立即为之倾倒。心荡神摇、意乱情迷、不得自持。
段芝贵正在挖空心思攀高枝,见机会来了,马上用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翠喜赎出,献给了载振。
载振大喜过望,欣然接受。
不久,段芝贵又从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麟处借得十万两银票,作为奕劻的寿礼送上,意在贿买高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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