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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2章 蔡元培与“清党”


  山雨欲来风满楼,在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,敏感的蔡元培,仿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。他一改五四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姿态,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。
11月初,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击败。为配合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,推翻直系军阀孙传芳在苏浙皖东南三省的统治,蔡元培与褚辅成、沈钧儒、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,策动三省自治运动。
11月14日,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成立。23日,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,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。  
1926年11月28日,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、商会总会、学联等各界400余社会团体召开“上海市民反对奉军南下”大会,蔡元培在会上登台演讲,号召上海市民组织起“人民政府”。利用各种机会,大造社会舆论策应北伐。
12月,国民党中央政.治.会.议在南昌召开,决议于浙江设立临时政.治.会.议,张静江、蔡元培、褚辅成、查良钊、沈钧儒、朱少卿等为委员,以张静江为主席。张未到前,由蔡元培代理。
对蒋介石的任命,蔡元培复信表示:“为国为党,义不容辞。”
12月19日,浙江宣布自治。
蔡元培等人策动的浙江自治,遭到了孙传芳、卢永祥等军阀势力的打压和破坏。
23日,孙传芳下令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,通缉蔡元培、沈钧儒、褚辅成等70余人。
1927年1月,浙江省临时政.治.会.议被迫决定,转往宁波成立省政府。蔡元培匆匆赶往宁波,筹建浙江省政府。
不久,宁波被吴佩孚的部攻占,省政府再次无法成立。于是,蔡元培和马叙伦等乘渔船由浙江转移福建,于1月21日抵达福州,23日到达厦门。
2月19日,北伐军攻克杭州。第二天,蔡元培就马不停蹄地由厦门奔赴杭州。
3月1日,浙江临时政.治.会.议在杭州正式成立,蔡元培任委员,并代张静江任主席。
这个时候的蔡元培,住在杭州青年会,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。
姜绍谟曾回忆说:求见蔡元培的人络绎不绝。许多人来要求他介绍工作,他乐于接受,当场就写介绍信,而且总是亲手写,从不假手于人。
一天晚上,已经十点多钟了,一个青年画家求见。此人带着他的画,请蔡元培介绍工作。蔡元培问明青年画家能画宣传品后,当场写信把他介绍给白崇禧的东路军指挥部。
北伐战争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,不到半年就占据了江南大部分地区,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。这个时候,正值国民党和共.产党两党合作的蜜月期,两个党各有所长,优势互补,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,大革命汹涌澎湃。
但是,这样的大好形势没能维持多久。
1927年3月21日,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抵达杭州,住进新新旅馆。当晚,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拜访,听取有关蒋介石的反.共清党计划。张静江向他们传达说:“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,南京定后,即当来宁共商应付。”
24日,蔡元培跟随张静江由杭州抵达上海,与先期抵达那里的吴稚晖、李石曾、黄郛等一起筹划反.共清党事宜。3月27日,蔡元培、吴稚晖等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,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。这次会议亦被称作“预备会”。
28日,蔡元培与吴稚晖、李石曾、张静江、古应芬等召开第三次会议。蔡元培被推为会议主席。五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,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,其余四人都是民国元老。
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清党的发难会议,发难人为吴稚晖。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,吴稚晖首先发言,报告“共.党谋叛情形”。
他说:“共.产党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.产,及已入国民党之共.产党员谋叛国民党,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。”
会议付诸讨论,吴稚晖提议“纠察共.产.党人”。蔡元培表示附议,主张“取消共.产.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”。
吴稚晖的反.共提案获得通过,决议如下:“由原提议人拟具草案,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决。至除名部分,俟另案办理。”
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吴稚晖提议的“现在共.产.党种种行为,实危害本党及中国,此次运动应名为护党救国运动”。
4月2日,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。除了蔡元培与吴稚晖、李石曾、张静江、古应芬五人之外,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、李宗仁、黄绍竑三人,而实际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共有20人,与会人员根本不过半数。蔡元培担任会议主席。
吴稚晖正式向会议提出弹劾共.产.党文告,作为蒋介石集团发动政变的法律依据和舆论准备。吴把共.产.党反对新军阀、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、提倡向俄国革命学习等,都说成是为了实行共.产.主.义而“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”,是共.产党的“逆谋”。
就是这次仅八人到会的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,通过了吴稚晖拟具的草案,即1927年5月被列入第一号《国民政府公报》的《请查办共产党呈文》。
吴稚晖说: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,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,诬罔总理(孙.中山),挟制舆论,以图大逞。”他还说,在3月6日晚和陈独秀谈话时,他问陈,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?陈独秀回答“二十年”。吴稚晖还声称,去年双十节湖北共.产.党敬告同志宣言,认为“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,中国实行列宁式共.产.主义,似已为难逃之巨祸”。
吴稚晖由此指出,国民党如果不愿亡党,“内部即应当制止”,“是以本委员会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,十万急迫提呈本会,伏祈予公决,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员临时讨论,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,护救非常之巨祸”,即实行清党。
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(1887—1958)曾这样回忆“清党”运动中的蔡元培:“先生一生和平敦厚,蔼然使人如坐春风,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,却动了些火气,参加‘清党运动’。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,真是洋洋大观,连我也受到影响。”
柳亚子说自己也受到“影响”,说得非常委婉。如果说直白一点,那就是蔡元培当年参与策划国民党内的密谋,清除共产党人士之时,柳亚子也赫然名列“清党”的黑名单。
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四•一二”政变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一个大事件。在1927发生的这次政变中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党内的共.产.党展开了一次极为血腥的大“清洗”,大批共产党人及“左倾”人士被捕杀,中共的组织活动顿时受到极大摧残,从此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得不转入长达十年的“地下”活动,直至抗战全面爆发。
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,毫无疑问,蔡元培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参与了,并且在一些时候几乎是“主持”了这场严酷的运动。以儒厚长者著称的蔡元培,何以会如此呢,这是很让人费解的。
每个人做事都是有其动机在主使,探讨蔡元培清党的动机,这无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,也一定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,显然不是本书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,所以被卷进反.共的大合唱,不仅成为主持人,帮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,乃至于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捕杀,这首先应该与他的理念有关。
蔡元培对于孙中山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政策有其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联共,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中,唯有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的理念更为切近,又因在国际上苏俄领导人率先取消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,故而孙中山选择了与共产党人联合。
他甚至认为,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与军阀段祺瑞、张作霖的联合几可同日而语,“先生与他党联合的程度,大率如是,其与共.产.党及苏俄,亦非一切苟同,可推而知矣”。
再者,蔡元培是不主张共.产.主义的。2月4日,蔡元培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,即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的阶段斗争理论,而是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。
他说:“共.产.主义,为余所素服膺者。盖生活平等、教育平等,实为最愉快、最太平之世界……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,殊有研究、讨论之余地。以愚观之,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,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,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,双方互助,逐渐疏浚,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,以入作工之途,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,受暴烈之损失,实为最好之方法以。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,求效过速,为害无穷。”
其次,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,或许必然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。
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,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这一期间,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全面渗透到了当时国民党的党、政、军组织之中。例如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,几乎被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控制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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